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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介石為何放棄簡體字?

2016年10月13日 文史百科 暫無評論 閱讀 664 次

  大陸時期,戴季陶等政要名流請命下跪,迫使蔣暫停推行簡體字

  今年兩會上,馮小剛聯合張國立上交提案,呼籲恢復部分有文化含義的繁體字,引發媒體熱議。著名文字專家黨懷興回應稱,目前簡化字已深入人心,恢復繁體字,需要投入的人力、財力不可估量,恢復繁體字不可能也沒必要。

  揆諸史料,有關漢字繁簡的討論由來已久,錢玄同在「五四」運動時期,就為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。他指出,「數千年來,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兒被減省的。從殷周之古篆變到宋元之簡體,時時刻刻向著簡易的方面進行。」胡適、蔡元培、周作人、林語堂等都是漢字簡化的支持者。

  1934年1月,漢字簡化運動步入實踐,錢玄同在「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」上提出《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「簡體字」案》,指出:「(1)現在通行的俗體字;(2)宋元以來小說等書中俗字;(3)章草;(4)行書與今草;(5)《說文》中筆畫減少的異體;(6)碑碣上的別字」,都是固有簡體字。有這些字做標準,「便可用其偏旁而為新的配合」「用減省筆畫的方法而造新的簡體字」。1現行簡體字所遵循的原則,也大致如此。

  此後,國民政府教育部預備推行簡體字,遂委託錢玄同主持選字工作。歷時半年,錢玄同選定簡體字2400多個,編為《簡體字譜》。教育部又約集專家審核,確定了324字的《第一批簡體字表》。教育部通令全國,「凡小學,短期小學,民眾學校各課本,兒童及民眾讀物,均應採用部頒簡體字」。以上各種教材,如不採用簡體字,則「不予審定」。2

  推行簡體字的命令頒布後,一批政要、名流群起反對,在各地組織「存文會」。其中最極端的戴季陶,據說向蔣介石下跪,「為漢字請命」。迫於壓力,國民政府在1936年1月發佈訓令:「簡體字應暫緩推行」。3官方推動的漢字簡化至此夭折,但民間出版了《簡體字典》(4445字)、《常用簡字表》(3150字)等資料。

  與之相反,中共在蘇區、抗日根據地、解放區推行簡體字,取得了成功。這些簡體字主要包括「擁、護、干、產、奮、紅、黨、蘇、勞」等,被稱為「解放字」。隨著中共革命的勝利,「解放字」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,沿用至今。4

  需要指出的是,民國學者倡導漢字簡化的同時,還大力推動「國語羅馬化運動」與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」,希望一勞永逸地將漢字變為拼音文字。當時有一種說法是,「漢文好比是獨輪車,國語羅馬字好比是火輪船,新文字好比是飛機。」這裡說的「新文字」,指的是「拉丁化新文字」。5有關漢字拼音化的問題,現在學界還有諸多討論,只是因其太過超前,未能得到推廣。

 1935年,國民政府公佈的《第一批簡體字表》(部分)

  去台後,因大陸率先推行簡體字,蔣只能反其道而行之,轉倡繁體

  對於漢字簡化,蔣介石在1952年時舊事重提。他說:「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,士兵教育困難,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。民國二十四年,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,因戴無仇(戴季陶)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,很遺憾。沒有想到,只過十幾年,他就不在了,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。」6很快,台灣成立「簡體字研究委員會」。

  時任「考試院副院長」的羅家倫盛讚「總裁此舉極其英明」,並公開說「中國文字必須保存,但要保存中國文字,則必須簡化它,使民眾便於學習和運用」。廖維藩、胡秋原等106名「立法委員」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,提交議案:「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,破壞中國文化,危及國家命脈,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序法……」學者潘重規更激烈地表示,「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脈,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,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專橫獨斷。」7隨即引發了一場漢字繁簡之爭。其間,《聯合報》做過一次民意測驗,參與者中,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,反對者4807人。

  在這場爭論膠著不下時,因大陸率先推行漢字簡化,使這一問題政治化。如學者林安梧所說,「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,我們就倡導繁體,依哲學角度而言,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,居於『客』位,淪為強勢『主方』的奴隸,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。」蔣介石不再倡言漢字簡化,誰再談論這個問題,就很可能會被扣上「溝通匪幫」或「隔海唱和」的「紅帽子」。8

  直至1969年,才由何應欽再次提出「整理簡筆字案」。教育部門會同專家,訂立三點原則:「當局應研究公佈常用字,不宜提倡簡筆字;積極研製標準字模,以劃一印刷體;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機之改良,以求結構簡化,運用輕便。」這意味著台灣當局最終決定繞過漢字簡化,通過技術革新與標準化,實現文字普及。

  但在兩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,簡化字還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台灣。如台灣餐廳、旅館,很多都推出簡體字菜單;至2011年,簡體字書籍佔到台灣新書的20%。這種狀況引起很多台灣人的擔憂,以至當時的「行政院院長」吳敦義要聲明,「推廣正體字是『行政院』一貫立場政策,也是傳承中華文化,未來不會改變。」9可見漢字繁簡,在台灣依舊被視為一個政治問題。

  其實縱觀歷史,不管是1949年前的國共兩黨,還是此後的海峽兩岸,政府、民間都有關於漢字簡化的動議。而時至今日,兩岸識字率已在95%以上;計算機的普及,讓書寫難易不再成為問題,當初簡化漢字的理由不復存在。那我們面對這兩種字體,既無需誇大繁體字對傳統文化的傳承,也不必重申簡體字的諸多便利,只要將它們與政治剝離,依據兩岸習慣,倡導「識繁書簡」或「識簡書正」就功莫大焉了。

  註釋:

  1《錢玄同文集》(第三卷),中國人民大學1999年,第471、472頁;23蘇培成:《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》,書海出版社2001年,第196—200頁;4張書巖等編著:《簡化字溯源》,語文出版社1997年,第18頁;5劉曉明:《清末至新中國成立(1892—1949)漢字改革史論》,河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,2013年;6汪曙申:《蔣介石兩次推行簡體字》,《世界知識》,2009年第16期;78何卓恩、焦徽:《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<自由中國>雜誌對漢字簡化的呼籲》,《福建論壇(人文社會科學版)》,2014年第2期;9戴紅亮:《台灣語言文字政策》,九州出版社2012年,第198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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