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義有時也壞事:諸葛亮「七擒孟獲」的「副作用」 | 時光網

 

A-A+

仁義有時也壞事:諸葛亮「七擒孟獲」的「副作用」

2017年03月22日 野史秘聞 暫無評論 閱讀 1 次

  三國時代基本上是曠日持久的「內戰」時代,在對外作戰方面,鮮有「傳奇」。

  但鮮者,並非無有,只是少見,東漢末期乃至三國近一個世紀,中原之外患並未停息,從北到南均有「夷犯」,令三國部隊不得不騰出空來,對外征戰。其中最著名的戰例有兩起,一是曹操北征烏桓,二是諸葛亮南征孟獲

  後人在評價這兩起「外戰」時,大多「愛憎分明」。對曹操北征烏桓,貶者居多;對諸葛亮南征孟獲,讚譽一片。

  當然,一起征戰,均有利弊得失、正反面兩方作用。三國這兩起「外戰」中,諸葛亮南征的「閃光點」名載史冊。那就是以「攻心」為上、「七擒孟獲」的傳奇。

  這場外戰史書多有記載,「七擒孟獲」的傳奇大多得到公認。傳奇不是傳說,有一定的史實依據。正面評價,「七擒孟獲」是儒家文化「仁者無敵」的延伸與昇華。這也是最能體現諸葛亮具備「正統漢才」的戰例,諸葛亮的「正統漢才」,吸取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「德治」與法家的「刑治」思想,治軍偏重於法,理政則偏重於儒,但其核心思想仍為儒家思想。面對周邊甚多少數民族地區,諸葛亮提出了他「西和諸戎,南撫夷越」的對策,體現了「漢才」的寬仁。這對於收服「南夷」的人心,無疑起到了正面作用。彝族首領孟獲最終對諸葛亮的「漢才」感佩不已,那裡不僅有「智勇」,更有「仁義」。

  然而,後人在總結「諸葛亮式的外戰」成功經驗同時,往往忽略了硬幣的另一面:「諸葛亮式外戰」既有長效的正面影響,也有一個長效「副作用」。

  這個「副作用」不是「雞蛋裡挑骨頭」,而是「疾在腠裡」,只是不經細觀,不易察覺。

  諸葛亮南征,又稱南中平定戰,主要征戰對象是南方彝族叛軍,由於戰爭發生在先帝劉備夷陵大敗、蜀軍元氣大傷之際,所以南征軍力有限,總兵力大約在3萬人。

  戰役結束後,蜀軍「不留兵,不運糧」,孟獲「因禍得福」,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職——御史中丞,諸葛亮不留兵,是想「淨身出戶」地走出南中,但是,他還是留下了「非物質遺產」,這個遺產就是——「因夷而貴」、「因犯而養」的範例。

  諸葛亮「夷人治夷」,對拉攏當地人心是有好處的,但震懾力卻大打折扣,尤其是對於犯漢的外族雖然不是一場大戰役,但畢竟派出了3萬軍人,血淋淋的戰爭,變成了「捉放遊戲」,沒人計算這場「遊戲」中川軍死了多少人,但是七場廝殺,連野獸大象都上陣了,不可能是「兵不血刃」的虛擬戰爭。川軍的生命,如此無辜,自己隊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錢,就為了陪孟獲玩?夷人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?恩有了,德發揚光大了,但威何在?

  至此,「諸葛亮式外戰」的兩個副作用暴露明顯:一是德有餘,威不足。二是夷敵優待。它發出的是「犯境夷狄,反得優待」的信號,這種模式成為傳統,就會長效作用,把「夷」慣壞。

  事實也確實如此。「諸葛亮式外戰」其實是自漢以來,受到儒家洗禮的中國軍隊,確立的對外征戰的一個基調,「懷柔遠人」、「尚德抑武」之經,為對外征戰的漢軍的牙齒裝上了「牙套」,「自律」了大國手腳。

  儒家文化「仁、義、禮」,強調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,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。因而皇帝往往推崇「懷柔遠人」「尚德抑武」的精神,以道德感化外邦,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。「統而不治」、「撫而不治」是為常用手段。中國君主推行德化外交,以求得藩國的對宗主國的感化,從而實現大同理想。

  但是,這種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產物,夷狄不會感激大於恐懼,沒有「治」上的介入,夷狄部落也不會真正與中國融為一體。

  可以想見,如果諸葛亮征戰的是北方遊牧部落,無論怎樣感化,是很難「喂飽」對方的。到頭來,得到的,很可能是「東郭先生」的下場。

  諸葛亮南征之後,孟獲不再反,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,但更不可排除的,是利益的換算,小小部落首領,享受著蜀漢「大國」的「貢奉」,比搶來得還容易,還香甜,優哉遊哉,何樂而不為矣!


你可能也喜歡:





給我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