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戰英烈張元豹:在東南亞犧牲的反法西斯鬥士 | 時光網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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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戰英烈張元豹:在東南亞犧牲的反法西斯鬥士

2017年12月26日 戰史風雲 暫無評論 閱讀 5 次

張元豹,1916年冬出生在福建省仙遊縣城東鎮土寨村。出生時,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和歌聲,而是寒冷、飢餓和父母親無奈的歎息聲。富人家添丁歡歡喜喜,大擺宴席;窮人家生子歡樂之中卻帶著憂愁。為了維持生計,父親起早摸黑租種地主的土地,母親克勤克儉哺育幼子。

窮人的孩子早當家。孩提時期的張元豹非常體諒父母的苦衷,自覺幫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事。張元豹非常羨慕那些背書包上學的孩子,但他深知自己的家境,不敢向父母提出上學要求。後來在親人的資助下,張元豹才實現了上學的願望。

1923年,張元豹在家鄉的小學讀書,由於他勤奮好學,成績優異,未念完小學,便提前進入仙遊公立中學就讀。在學校裡他樸實寡言,不苟言談,但與同學的關係卻十分融洽,同學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「阿豹」。有一次勞動課,老師不在場,一些同學趁機偷閒嬉鬧,而張元豹卻不聲不響,揮舞鐵鋤,動作利落,半個小時就將凹凸不平的操場修平了一大片,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。

張元豹從小就善惡分明,且極有主見。他在上中學時,學校緊靠西門兜城牆,城牆外就是西門兜刑場。每當西門兜刑場行刑時,許多同學就好奇地爬上城牆觀看行刑,而張元豹卻平靜地對同學們說:「被槍決的都是農民,有什麼好看的!?」當時,學校隔壁是仙遊較著名的王元龍占相館,同學們有空時就去旁聽和觀看占相,還把占相術渲染得奧妙神奇。而張元豹卻說:「我不相信,哪能一相定終生,一占知休咎呢?」

初中畢業後,張元豹進入仙遊縣中附設的高師班讀書,由於家庭經濟拮据,只能且耕且讀,每天早晨上學前和下午放學回家後,都得去幫助父親耕作,年長日久,從無間輟。1930年高師畢業後,到革命氣氛濃厚的仙遊壩下小學任教。他很快參加了革命互濟會,並積極參與由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農運工作。1932年,張元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1933年夏,調到中共莆屬(閩中)特委機關工作,當時特委正在組建共青團莆田中心縣委,便安排張元豹在共青團莆田中心縣委工作。1934年3月,中共莆屬(閩中)特委又委任張元豹為共青團莆田中心縣委書記,除了負責莆、仙兩縣團的工作外,還兼任農運工作。1934年4月,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國民黨憲兵破獲,市委書記陳之樞等人相繼被捕叛變。由於莆屬特委隸屬福州中心市委,所以,福州中心市委的暴露,立即波及莆田、仙遊兩縣中共地方組織。叛徒馬上率憲兵從福州趕到莆田、仙遊,抓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,致使莆仙兩縣的黨團組織在短時間內均遭嚴重摧殘。張元豹因事前不知消息,結果在莆田郊區廷壽村被捕。在憲兵押送張元豹回莆田城裡的途中,他趁群眾圍觀之機,迅速撞倒憲兵後逃入人群。憲兵見狀立即鳴槍示警並奮力追趕,一時秩序大亂,人馬混雜,加上憲兵系外地人,人生地不熟,而張元豹輕車熟路,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,並連夜逃回仙遊。由於仙遊的黨、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,於是,張元豹通過親友的幫助,秘密離開仙遊前往廈門,又從廈門輾轉到新加坡,最後漂泊到馬來亞霹靂州把巴埠的華僑小學任教。

作為共產黨員的張元豹,身在海外,但心繫祖國,時刻注意閩中革命形勢的發展,同時,仍然不懈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努力工作。在1935年到1936年間,張元豹經常撰寫進步文章,投稿《中華晨報》副刊,因而結識了一批有志之士,並同馬共中央的領導成員、《中華晨報》的主編取得聯繫,恢復了組織關係和革命工作。同時,張元豹還同從閩中逃往馬來亞的其他中共黨員取得聯繫,同他們一道撰寫時論和具有革命內容的文藝作品,經常在《星洲日報》、《南洋時報》等報上刊登進步文章,擴大革命思想的影響。

1937年上半年,中共閩中特委遭破壞,閩中特委的主要領導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。張元豹獲知消息後非常震驚,一方面撰寫文章,指責國民黨福建當局大敵當前、同室操戈,做了親者痛、仇者樂的蠢事;另一方面積極組織在馬的共產黨員和同鄉會,積極捐款,進行營救。

七七事變之後,全國上下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,作為炎黃子孫的海外僑胞也紛紛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。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,張元豹辭掉小學教師職務,開始他的職業革命生涯。自1937年下半年起,他天天騎著一輛破舊的單車,為祖國抗戰奔走在霹靂的各埠之間,居無定所,食無定時,饑一頓飽一頓,當時馬共黨供給他每月8元叻幣的生活費。經濟上的困難,並沒有影響他從事革命的熱情。後來,張元豹應邀兼任《星州時報》駐霹靂州的特約記者,每月增加了二十幾元的稿費收入,生活才有了基本保證。而當時由於工作實在繁忙,連寫稿的時間也擠不出來,生活難以為繼,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,張元豹才接受馬共中央付給的每月十幾元的生活補助費。

1938年秋,為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,馬共中央決定在霹靂州召開抗援代表大會。作為霹靂州馬共地方組織領導人的張元豹任務更加繁重,從會議經費、人員組織、會議地點、後勤保障、安全保衛等一系列工作都進行妥善安排,以確保代表大會萬無一失。由於張元豹的出色工作,會議開得圓滿成功,受到馬共中央領導和社會各界的好評。張元豹也因工作積極、成績顯著而被補選為馬共中央委員兼任宣傳部長。從此,張元豹肩上的擔子更重了。他按馬共中央的分工,負責馬來亞的文化界救亡工作,並兼任新加坡的工人運動。

1940年6月,張元豹根據馬共中央指示,著手籌備馬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。於是,他借用了中嶺魯新住宅區的宿舍作為馬共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會址,結果因偶然事件,被英國警探偵悉、圍捕。由於當地居民的極力掩護,張元豹方才脫險。1941年,張元豹因長期勞累,積勞成疾,患了肺病,身體每況愈下,但他並沒有因此停止工作,也沒有將病情向組織上匯報。後來因身體明顯消瘦,並在同志們的一再追問下,張元豹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:「肺有點小毛病,沒大事」,仍然帶病堅持工作。

1941年,隨著太平洋戰爭的不斷擴大,戰火燒遍東南亞各國和地區。同年底,日軍加緊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入侵,新、馬面臨淪陷的境地,整個新加坡的局勢不斷惡化。為了發動群眾,開展武裝鬥爭,驅逐入侵之敵,馬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將已經暴露的同志轉移到馬來亞內地,組建武裝,抗擊日軍。本來張元豹積極要求到內地去搞武裝鬥爭,但組織上考慮他身體不好,決定讓他留在新加坡工作,他二話沒說,堅決服從組織安排。1942年,日軍佔領新加坡,四處捕殺前馬共黨員,並株連全家老少。作為馬共中央委員的張元豹處境更加困難,他預感到自己隨時都有被捕和犧牲的可能,便提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。他交待自己的愛人做了最壞的安排。不久,由於叛徒出賣,張元豹的身份已暴露,但因未接到馬共中央的指示,又不便擅自離開工作崗位。結果,一天,當張元豹正在新加坡世界書局看書時,一群軍警突然而至,將他逮捕。

張元豹被捕之後,被關進新加坡四排大監獄。入獄後遭受日軍的嚴刑拷打,但他嚴守黨的秘密,堅貞不屈,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。當時,由於監獄的環境惡劣,張元豹肺病復發,又得不到必要的治療,身體極度虛弱。加上戰亂期間,新加坡鬧糧荒。張元豹他們幾乎難以吃到大米飯,只能以香蕉皮充飢,不良的營養,加速病情的惡化。在嚴刑、重病和飢餓的三重煎熬下,張元豹奄奄一息。臨終前,他念念不忘革命工作,通過同情革命的華人獄卒,寄信通知未被捕的黨員,要求他們注意隱蔽,並提高警惕,鏟鋤叛徒,保存革命力量。1942年下半年張元豹在獄中病逝,被埋在四排坡後面的萬人穴上。

太平洋戰爭結束後,日本無條件宣佈投降,新加坡也於1945年秋光復。為了探明張元豹的下落,其大妹及同鄉四處奔波尋找,但均無結果。

1947年老畫家、同鄉張霞和原閩中地下黨工作者張兆漢先後造訪新加坡,尋找張元豹。終於在新加坡馬共中央辦事處瞭解到張元豹的一些情況,證實「黃石(張元豹)同志,中央委員,宣傳部長,號伯羔,福建人,一九四二年被叛徒出賣被捕後,堅貞不屈,病逝獄中。」

新中國建立後,黨和人民政府為了表彰張元豹的革命功績,追認他為革命烈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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