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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馬克思《資本論》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是誰?

2017年03月26日 風雲人物 暫無評論 閱讀 3 次

  一個人能否在歷史上留得住名,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。比如這位王茂蔭,歷仕清道光、咸豐、同治三朝,曾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堂事務,那是正宗的「省部級」。可是,歷朝歷代的「省部級」多如牛毛,有幾個能在歷史上記一筆。王茂蔭卻是幸運的,他的名字出現在了馬克思的著作中。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提到了過680多人,其中唯一的中國人就是王茂蔭。儘管他的名字並沒出現在《資本論》正文中,只是記載在附註中。

  王茂蔭,安徽歙縣人。字椿年,號子懷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進士,歷任監察御史、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及兵、吏、工部侍郎等職,是清朝貨幣理論家。

  咸豐元年(1851年),太平天國起義,財政危機加劇,當時有鑄大錢和無限制發行不兌換銀鈔等各種主張,實際都是主張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緩和財政危機。王茂蔭上書《條議鈔法折》,建議發行可兌現銀鈔,提出「極鈔之數,以一千萬兩為限」。紙幣要能流通順利,必須注意和防止無限制發行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這一弊端,以便「無累於民」而「有益於國」,被議駁。

  咸豐三年(1853年),針對肅順等請添鑄「當百、當五百、當千」大錢的建議(所謂鑄大錢,指鑄造錢體和重量都有所增加,而錢幣面額價值則增加得更多的貨幣,這使得銅錢的名義價值遠遠超過本身金屬材料的價值。),上《論行大錢折》,嚴加批駁,指出:「官能定錢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。錢當千,民不敢以為百;物值百,民不能以為千」、「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,即抵交一兩官銀,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」鑄大錢必然使得物價上漲。同年3月咸豐准添鑄了「當百,當五百,當千」的大錢,結果在流通中造成極大混亂,加之上述發行的不兌現的「寶鈔」,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。

  咸豐四年(1854年),針對清政府發行不兌現的紙幣官票、寶鈔嚴重貶值,市場極其混亂的情況,三上《再議鈔法折》,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改革幣制、緩和危機的第二方案。這個方案中提了四條補救措施,集中到一點,即堅持主張將不兌現的官票、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,反對鑄造當百和當千等項大錢的主張,試圖用兌現的辦法來剎住繼續增發不兌現紙幣的勢頭,制止通貨膨脹,以挽回紙幣的信用。

  結果觸怒咸豐皇帝,「王茂蔭由戶部司員,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,率行瀆奏,竟置國事於不問,殊屬不知大體。復自請嚴議,以謝天下,尤屬膽大。如是欺罔,豈能逃朕洞鑒耶?」指王茂蔭只顧著商人的利益,而把皇上的利益擱在一邊了,真是太不關心國事了。尤其是王茂蔭居然再次提出什麼修正方案,簡直是大膽妄為!最有意思的是最後一句,大白話就是:你當我是傻瓜一個,我看不出你在動什麼腦筋啊!

  這些奏折被當時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的巴拉第收錄在1857年出版的《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》裡。1858年,德國人卡爾·阿伯爾和弗·阿·梅克倫堡將巴拉第的《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》翻譯成德文出版,並更名為《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》。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,注意到了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,並把這些寫進了《資本論》。這就是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第一卷第一篇中編號為83的附註裡出現「王茂蔭」三個字的原因。

  在這個附註中,馬克思這樣寫道:

  「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,主張暗將官票、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,他受到了嚴厲的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……」

  當然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譯文,當時對「王茂蔭」三個字的翻譯也是一波三折。

  我們知道,陳啟修是第一個全卷翻譯《資本論》的人。之所以說是全卷,就是說在陳啟修之前的1899年,蔡爾康曾經提到過《資本論》;1906年,朱執信也介紹過《資本論》;1920年費天覺還部分翻譯過《資本論》。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「王茂蔭」這個名字。直到1930年陳啟修翻譯《資本論》全卷時,才遇到「王茂蔭」這個難題。

  馬克思原文中的「Wan—Mao—In」,被陳啟修譯成了「萬卯寅」,當時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譯本將其翻譯成了「王猛殷」或「王孟尹」。陳啟修對「萬卯寅」當然也不滿意,便在下面寫了一條說明:「我曾經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,現在還無結果,這裡姑譯為"萬卯寅",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。」

  咸豐四年(1854年),針對清政府發行不兌現的紙幣官票、寶鈔嚴重貶值,市場極其混亂的情況,三上《再議鈔法折》,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改革幣制、緩和危機的第二方案。這個方案中提了四條補救措施,集中到一點,即堅持主張將不兌現的官票、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,反對鑄造當百和當千等項大錢的主張,試圖用兌現的辦法來剎住繼續增發不兌現紙幣的勢頭,制止通貨膨脹,以挽回紙幣的信用。

  結果觸怒咸豐皇帝,「王茂蔭由戶部司員,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,率行瀆奏,竟置國事於不問,殊屬不知大體。復自請嚴議,以謝天下,尤屬膽大。如是欺罔,豈能逃朕洞鑒耶?」指王茂蔭只顧著商人的利益,而把皇上的利益擱在一邊了,真是太不關心國事了。尤其是王茂蔭居然再次提出什麼修正方案,簡直是大膽妄為!最有意思的是最後一句,大白話就是:你當我是傻瓜一個,我看不出你在動什麼腦筋啊!

  這些奏折被當時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的巴拉第收錄在1857年出版的《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》裡。1858年,德國人卡爾·阿伯爾和弗·阿·梅克倫堡將巴拉第的《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》翻譯成德文出版,並更名為《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》。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,注意到了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,並把這些寫進了《資本論》。這就是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第一卷第一篇中編號為83的附註裡出現「王茂蔭」三個字的原因。

  在這個附註中,馬克思這樣寫道:

  「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,主張暗將官票、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,他受到了嚴厲的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……」

  當然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譯文,當時對「王茂蔭」三個字的翻譯也是一波三折。

  我們知道,陳啟修是第一個全卷翻譯《資本論》的人。之所以說是全卷,就是說在陳啟修之前的1899年,蔡爾康曾經提到過《資本論》;1906年,朱執信也介紹過《資本論》;1920年費天覺還部分翻譯過《資本論》。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「王茂蔭」這個名字。直到1930年陳啟修翻譯《資本論》全卷時,才遇到「王茂蔭」這個難題。

  馬克思原文中的「Wan—Mao—In」,被陳啟修譯成了「萬卯寅」,當時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譯本將其翻譯成了「王猛殷」或「王孟尹」。陳啟修對「萬卯寅」當然也不滿意,便在下面寫了一條說明:「我曾經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,現在還無結果,這裡姑譯為"萬卯寅",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。」

  1936年,郭沫若讀到了陳啟修翻譯的《資本論》,並在清代編年史《東華續錄》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記載:「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:鈔法未善,酌擬章程四條。並以兵民怨恨,自請嚴議。得旨:王茂蔭身任卿貳,顧專為商人指使,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,亦周慮而附於條規內,何漠不關心國事,至如此乎?並自請嚴議,以謝天下。」

  於是,郭沫若認定「萬卯寅」應該是「王茂蔭」。從此「王茂蔭」才真正出現在《資本論》裡。 在晚清渾濁的官場中,作為官僚隊伍中的一員,王茂蔭在廉潔自律方面表現得也很出眾。史料記載他:「性清淡,寡嗜欲。京宦三十載,恆獨處會館(即歙縣會館,今宣武門外。王為安徽歙縣人)中。自本簡約,粗布糲食,處之宴如。」「公餘之暇,手一捲自娛,京宦三十年,未嘗攜眷屬。」作為一名封建社會的「省部級」官僚,能做到這樣真是難能可貴。

  王茂蔭的家訓,也是他的遺言,其中一些內容今天讀來依然有警示作用,現摘錄幾段:

  「凡人壞品行損陰騭,都只在財利上,故做人須從取捨上起。」

  「看著當下取來雖見為有,不知非災橫禍出而消耗之必且過於所取,須以當下之不取為消將來這橫禍,則此心放得下。古云:漏脯充飢,鴆酒止渴,非不暫飽,死亦隨之。當時時作此想,則自然不敢妄取。渴不飲偷盜泉水,熱不息惡陰木。有志者須極力持守,方可望將來有好日。恐此後汝輩家產薄、家口多,衣食難度,遂至見利而不能思義,故切切言此,務務緊記為要。」

  1938年版中譯本《資本論》影印本

  這些言語,雖為士大夫老生常談,但苦口婆心,言之真挈,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寫照。

  從叮囑家人的另一件事上,可看出王茂蔭對名利的淡漠。在封建社會,「坐一乘轎,娶一房小,刻一部稿」,即除了做官、娶妾,能刊印留下一部書稿,這是士大夫夢寐以求的事。看王茂蔭如何說的:「我之奏疏。詞雖不文,然頗費苦心,於時事利弊實有切中要害處,存以垂示子孫,使知我居諫垣,蒙聖恩超擢非自阿諛求榮中來。他日有人入諫垣者,亦不必以利害之見存於心,能盡此心,自邀天鑒,可以望做好官。惟可傳家,不可傳世。斷斷不宜刊刻,切切是囑。」最後還補上一句:「刻書是我所惡,無論何人總要想著書傳世,將來必有祖龍再出,一舉而焚之」。

  在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理學氛圍中,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為人生最高追求,王茂蔭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達通透,實在是罕見。不過,歷史就是如此詭異,就是這樣一位不想留名的人,歷史偏偏永遠牢牢記住了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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