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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事變蔣介石的被捕:誰該為當夜的安保負責?

2017年10月13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2 次

  幾十年後,談起西安事變,眾多藍衣社魁首無不認為,「事變之發生,力行社負有根本的責任。這不僅是對領袖的保護失責,亦是政訓工作的失責……」

  所謂「對領袖的保護失責」,與三個人有關。首先是蔣孝先。在「何梅協定」前後,他辭去了憲兵三團團長一職,改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三組組長,扮演了「帶刀侍衛」的角色。在他的統轄下,幾十名精幹特工分作三班,日夜負責蔣介石的安全。但,事變當夜,他卻不在蔣介石身邊,被認為「有重大失職處」。

  蔣孝先之後,則是戴笠。接管調查課後,戴笠多了一項特殊使命,那就是在各處潛伏特務,以防止軍閥的「異動」。但,張學良替蔣介石延攬了滿洲責任後,蔣介石經常談到,「張副司令,忠誠厚道之人,不可欺之以方」;他更告誡朝天宮,「要表示真誠的合作」。為此,「戴笠不曾在張學良身邊設置伏線」(鄧元忠,《滕傑訪問》)。

  又一個責任人,是書記長鄧文儀。它不僅和藍衣社的性質有關:作為「天子門生」、秘密組織,藍衣社天然有著護衛蔣介石的職責;它還涉及到鄧文儀的一個重大過失:在向戴笠移交調查課時,他沒有移交一個情報關係,那就是奉軍交通科長蔣斌。許多人認為,倘若蔣斌始終與原調查課、後來的特務處保持聯絡的話,蔣介石將早有提防,西安事變是不會發生的。

  所謂「政訓工作的失責」,指的則是王曲軍官訓練團。按照賀衷寒制定的《軍隊政工條例》,各地軍閥的政訓人員,均應由朝天宮指派。但,1936年春夏,二百餘名原平津「南下擴大宣傳團」成員、後來的民先發起人,卻紛紛以東北大學學生的名義,面見了他們的校長張學良。其中包括「一二?九運動」的領導者宋黎。不久後,他們成為奉軍政訓處的主體,並在陝西王曲鎮,開始訓練大批少壯軍官。他們使奉軍迅速左傾。

  這一年秋天,奉軍的反蔣態度已極為明顯,西安已成為「反政府言論的大本營」。在此期間,張學良幕僚、與劉健群私交極好的黎天才,甚至以開玩笑的形式告訴劉健群,「劉先生,副司令快要『紅』了」……但,即使如此,深陷於傾軋、「獻機祝壽」和官僚化泥潭的朝天宮,依舊沒有覺察,西安正醞釀著種種密謀,其中包括異常極端的「兵諫」。

  總政訓處長賀衷寒因此負有「嚴重責任」。賀衷寒之外,西北政訓處長曾擴情早已發覺了王曲鎮的異常,卻僅僅起草了一封報告;在報告石沉大海之後,他也樂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,從此不再過問了。作為二百餘名原「民先」隊員、西北政訓處人員的頂頭上司,他當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……

  在藍衣社的顢頇苟且、得過且過中,12月12日,子夜時分,西安、臨潼兩處的槍聲一起發作。這一天,在臨潼華清池,張學良衛隊隊長孫銘九逮捕了蔣介石;而在西安城內,楊虎城的部隊也佔領了藍衣社的眾多公開機關:西安警察局、西北政訓處、不久前剛剛來到陝西的別動隊西北支隊……

   兵變在三個小時內就結束了。但,這個凌晨,失去控制的亂兵使西安一片混亂。

  第一個死於亂兵槍口下的,是接替蔣孝先、擔任憲兵三團團長的楊震亞。在西北期間,楊震亞屢次「整飭軍紀」,這些工作大多徒勞無功,卻得罪了大批奉軍、西北軍官兵。半夜時分,一夥亂兵衝進他的房間,將他的熱身子從被窩里拉了出來。一個兵用手電筒照了一下他惺忪、驚慌的臉,說了一句「就是他」,另一個兵二話不說,朝他的腦門就是一槍。

  與楊震亞相比,死得更慘的是蔣孝先。楊震亞與奉軍的結怨,是在西北,但遠在北平時期,為禁絕販毒、檢查軍紀,蔣孝先就屢屢闖進奉軍軍營;他並且以皇親國戚、「天子門生」自居,得罪了許多人。這一夜,他帶著警衛,從西安驅車回到臨潼;一路上,他就發現了層層崗哨,卻沒有絲毫疑心。直到一夥叛兵查問他的名字時,他依舊大大咧咧地回答,話未落音,密集的槍聲就響起來了。蔣孝先和警衛都身中幾十彈,幾乎被打成一個篩子。

  陳誠也險些遭遇不測。這一夜,當大伙叛兵闖進他的房間時,他們詢問起了陳誠的名字;陳誠如實回答了,但他濃重的浙江口音,卻使叛軍誤聽為原黃埔教官、也曾與奉軍結怨、時為洛陽衛戍司令的陳繼承。幸好陳誠夫人譚祥極為機靈,她迅速反應了過來。在幾個叛兵舉槍欲射時,她大聲喊道,「他不是陳繼承,是陳誠」,這才救下了陳誠一命。

  但死罪可免、活罪難饒,陳誠很快被押解到了陝西交通銀行地下室。這是叛軍囚禁南京要員、高級將領的所在。在這裡,陳誠不僅見到了眾多高官,還見到了兩個藍衣社人物,西北政訓處處長曾擴情,以及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肖贊育。他們告訴陳誠,蔣介石也落在奉軍、西北軍的手裡了,但不知道被關押在哪裡。

  又何止是曾擴情、肖贊育?這一夜,幾十名特務處人員、幾百名政訓處人員,以及以公秉藩為隊長的近千名別動隊隊員,也幾近被一網打盡了。他們沒有獲得什麼好待遇,在衛兵冷森森槍口的看管下,許多人在雪花飄落、異常寒冷的院子裡蹲了一夜。與此同時,一些愛出風頭、招搖過市的復興社社員,也陸陸續續地被送到了這裡……

  直到天色大亮,當張學良押解蔣介石進入西安城時,槍聲依舊零零星星。除了橫衝直撞的叛兵之外,街上空無一人,大多數店舖都沒有卸下門板。楊虎城部隊的紀律較為鬆懈,一些人趁機洗劫起了街道;在西京招待所,甚至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錢物也被洗劫一空。

  這混亂的一夜,究竟有多少藍衣社人物被槍斃、被逮捕?沒有人說得清。但,也有不少倖存者。

  幾乎是槍聲剛剛響起,別動隊的西安負責人公秉藩,就躲進了城內的一處民房。此後幾天,他以手槍為威嚇、以銀元為收買,嚇唬住了那戶人家。幾天後,當抓捕結束、西安盤查漸漸鬆懈之際,他化裝為趕驢人混出了西安,又變賣驢子作為盤纏,一路逃到了洛陽。

  別動隊的另一頭目唐汝昌,在事變當夜就逃出了西安。他一路鼠竄,逃到陝西商縣後才給康澤發電報匯報事變。

  特務處陝西站站長、兼為西安警察局長的馬志超,則趁亂化裝成一個女人,混出了西安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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