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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易代時的鄉黨:因為頒布剃髮令群起反抗清朝

2018年02月12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2 次

      一紙剃髮令到底為何讓江南士民怒髮衝冠,或許可從反抗士民所作的《江陰答勸降書》中得到答案:「江陰禮樂之邦,忠義素著;止以變革大故,隨時從俗。方謂雖經易代,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。豈意剃髮一令,大拂人心。是以鄉城老幼,誓死不從,堅持不二。」滿清侵犯的,正是和傳統鄉黨社會內在價值緊密相連的儒家觀念——禮樂忠義。

  不論今人心理是否接受,滿清征服江南的過程就是如此簡單。弘光元年(1645年)五月,滿清豫親王多鐸兵不血刃地進入南京,那個存在了276年的大明王朝,似乎就這麼無聲無息地走到了盡頭。

  坐鎮北京的攝政王多爾袞,對勝利大為意外,一路無抵抗的征伐讓他以為天下唾手可得。多爾袞連忙發出旨意:遣官招撫尚未征服地區。字裡行間彷彿天下傳檄可定。

  與此同時他還舊事重提,將入主之初旋頒旋止的「剃髮令」搬出來,號令天下剃髮易服。

  本來已經不再抵抗的華夏子民,幡然醒悟,那個曾經宣稱為崇禎報仇,弔民伐罪的異族政權,要對華夏文明的基礎——頭髮衣冠下手了。

  鄉紳在江南反清抵抗中的領導地位

  縱然佔領了南京,豫親王多鐸仍然披著一件「弔民伐罪」的外衣,他在5月14日發出「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」檄,滿嘴大清神兵南來是弔民伐罪的口號,且宣佈只要投降,對各地方秋毫無犯。

  貌似「為民請命」的檄文,起初著實迷惑了不少百姓,江南諸城望風而降。在滿清官員進入蘇州的閏六月初二,蘇州士民便向滿清官員請減賦稅。實質上,普通百姓無所謂誰來收稅,況且明末稅負的確有點重。

  然而「剃髮令」粉碎了百姓們的幻想,江南沸騰,嘉定、江陰、松江、太倉、嘉興等地,幾乎在一夜間反正,城頭插上了大明的旗幟。一群來自城鄉的士紳鄉黨們爆發出「頭斷髮留」的吶喊。

  在這些反抗的城市中,江陰81日圍城以及嘉定三屠最為出名。

  閏六月初二,江陰義民逮住滿清派遣的縣令方亨,並推典史陳明遇為首反清。陳明遇自知軍事水平一般,便請寓居城外的前典史閻應元入城主持工作。閻應元義無反顧地率領子弟家丁50餘人入城,接過指揮權。此時團結在他身邊的有:江陰訓導馮厚敦、孝廉夏維新、諸生章經世、王華、貢生黃毓祺,庠生許用等二十多名地方士紳。由是,江陰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跡。

  嘉定的故事與江陰大同小異,鄉兵市民反清,但各路人馬需要協調指揮,這時寓居鄉野的兩位前明進士侯峒曾、黃淳耀受邀入城,擔負起了反清的領導責任。守衛嘉定的主要人等,都是圍繞在侯、黃兩家關係網中的士紳,如守衛南門的龔用園是侯峒曾的女婿,除此之外還有兩人的弟弟、兒子,以及一些門生故吏。

  鄉黨反清,鄉紳領導,這種模式在各地複製,鄉紳成了江南抗清的領導核心,嘉興有屠象美、李毓新、鄭宗彝、徐石麒;松江有沈猶龍、夏允彝、陳子龍、徐孚遠、張密等;昆山有王永祚、朱天麟、楊永言;常熟則以兵部主事嚴子張為主;溧陽的領導乃進士錢國華;太湖則有進士吳易組織的白頭軍出沒。

  有學者認為江南抗清的主力並非鄉紳,許多地方本來就存在各種各樣的勢力,如以貧民為主的太倉烏龍會。但為何鄉紳總以領導者的身份走到台前?史學家鄧爾麟(美)在《嘉定忠臣》中總結,嘉定的「父老子弟」代表了三類民眾,市民、農民、士人。而鄉紳則給了這種反抗以合法性,因為那些具有士人身份的鄉紳代表了明朝正朔。

  一紙剃髮令到底為何讓江南士民怒髮衝冠,或許可從反抗士民所作的《江陰答勸降書》中得到答案:「江陰禮樂之邦,忠義素著;止以變革大故,隨時從俗。方謂雖經易代,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。豈意剃髮一令,大拂人心。是以鄉城老幼,誓死不從,堅持不二。」滿清侵犯的,正是和傳統鄉黨社會內在價值緊密相連的儒家觀念——禮樂忠義。

  明清易代時南北鄉黨的差異

  明清易代時期的社會局勢極其複雜,也造成了各地區的差異。總體而言,北方鄉紳在抗清鬥爭中不如南方活躍。明史大家顧誠在《南明史》中認為:「應當說黃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確實存在差別。隨著以崇禎帝自盡為標誌的明王朝覆亡,黃河流域的漢族官紳一度受到大順政權的沉重打擊,不少人把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維護自身利益的新靠山。」

  北方的反抗更多是生存的需要,更多的例子是鄉紳結寨自保以避戰亂。如山西陽城陳氏,造河山樓集結族人與鄉鄰共同抵禦農民軍的侵擾。然流寇亂世一過,該家族迅速參加了滿清組織的科舉,如子弟陳元於順治八年中山西鄉試。史學家趙世瑜評價道:「朝代的更替、君主的變換,在陳氏一家這裡,完成得比較自然,似乎並沒有考慮忠節的問題。」

  山東的望族在明清更替之際反抗比例很低,抗清大多發生在明亡之前的崇禎十五年(1642年)滿清入寇時期。在1645年後的滿清定鼎過程中,抵抗非常微弱。顧誠在《南明史》中列舉的山東抗清鬥爭大多由平民發動,雖也有鄉紳參加,但無論人數還是份量都遠不如江南。相反,參加新朝科舉的世家倒是不少,如臨朐馮氏、福山王氏。

  山東望族在易代時期的興亡也可見一斑,明代即存的45家望族中,清朝初年(順治年間)敗落的只有3家(《明清山東望族初探》馬翠);相比而言江南蘇松地區67家望族中,同時期衰落的占1/3(《何處是江南》第38頁楊念群)。

  這種南北差異有四個原因,首先「南方望族世家的宗法制度要更加完整,家族觀念更加濃厚。……但山東望族的宗族制度從總體上來說比較鬆散,幾代發展之後,家族成員即分支發展,很少有家族世代聚族而居。」(《明清山東望族初探》)北方鄉黨的完整性、嚴密性較弱,成為易代時期反抗微弱的潛在的重要的因素。

  其次,鄉黨組織背後還蘊涵了文化的根基,有明一代,江、贛(明朝時統稱南直隸)、浙三地文士儒生佔了全國66.7%,而全國80%的文士又在南方。(《江南與明亡清興》汪榮祖)

  還有農民軍的破壞,滿清入關後迅速推行的圈地政策,也成為削弱北方鄉紳勢力的客觀原因。

  乾隆年間,清朝皇帝做了一本《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》,其中記錄了3600多名為明朝殉國的士人。這個數字與整個大明的士紳相比,肯定屬於小部分。但正是這些為數不多的明朝鄉黨們,在那樣的大時代裡恪盡本分,犧牲殉國,為子孫後代保持了一份榮光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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