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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如何成為鼎盛時代?唐太宗實行藏富於民

2017年03月26日 唐朝歷史 暫無評論 閱讀 1 次

  唐太宗聽了魏征的建議堅持「以德治國」

 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,吏治清明固然重要,但是更具有根本意義的是樹立怎樣的國策,給今後的國家和社會打下什麼樣的基礎。唐太宗剛剛登基後不久,君臣之間就曾經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。唐太宗回憶道:當初我對魏征說大亂之後不易大治。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見,認為大亂之後反而容易治理。就像危難當頭,人都想求生,怕亂就盼望穩定,希望治理就容易調教。魏征說的就是「饑者易為食,渴者易為飲」的道理。他還提出著名的治國原則,那就是「行帝道則帝,行王道則王」。也就是說統治者怎樣對待百姓,百姓就會怎樣對待君主,這是相對應的,正所謂「種瓜得瓜,種豆得豆」。所以,如果實行以德治國的國策,就一定會成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國。

  在座的大臣們都覺得魏征說的是書生之言,按照他的意見辦,國家必定大亂。但是,唐太宗卻聽進去了,力排眾議,確立「以德治國」的基本國策,力行不倦。其實,唐太宗內心並不踏實,他總覺得善人治國,少說也得百年才能成為文明之邦。因此,他做了長期堅持的思想準備。但是,結果讓他大感意外,只過了短短幾年,唐朝就實現了天下大治。貞觀七年,唐太宗回顧這場決定國家走向的大論戰時,說道:「貞觀初,人皆異論,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,惟魏征勸我。既從其言,不過數載,遂得華夏安寧,遠戎賓服。」欣喜之情,溢於言表。謙虛的唐太宗把這個功勞全都歸於魏征,說幸虧有了魏征這位「良工」,才將他這塊「石頭」雕琢成為美玉。推善與人,真君子也。唐太宗的這番表現,本身就是以德綏遠的典範。

  隋滅亡後庫存還夠唐朝使用五六十年

  「以德治國」是當政者經常掛在嘴邊的話,怎麼才能真正落實於行動之上,而不是流於粉飾太平呢?唐太宗給後人做了很好的榜樣。

 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?魏征曾經把治國的核心問題簡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闡述:「君何以名?為君尊天事地,敬社稷,保四國,慈愛萬民,薄賦斂,輕租稅,臣亦與焉。」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經典表現,國家政務千萬條,最根本的只有一條,那就是愛護百姓。怎麼做呢?兩個字:輕稅。

  把財富集中於國家,還是「藏富於民」,唐朝有著前車之鑒。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為的王朝,短短30多年之間,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局面,人口戶數翻了一番多,從開國時不足400萬戶,直線上升至900萬戶;修葺北方萬里長城,開鑿從江南到洛陽、再到幽州的「之」字形大運河,綿延千里,把中原、河北和江南三大區域緊緊聯繫在一起,再通往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。對外方面則北平突厥,南綏百越,西逐吐谷渾,東征高句麗。隋朝所做的事情,從國家的角度來說,都是必要的。既然如此,為什麼隋朝這個大帝國會轟然倒塌、毀於一旦呢?這決不是市井流傳的隋煬帝獵色所致。

  中國古代的稅收基本上是人頭稅,官方勤於清點戶口,實質上是為了增稅。反過來,老百姓就會想方設法從官方的戶籍上逃匿隱漏。所以,古代戶口數從來不準確,戶口增減反映的是官方與百姓的稅收之爭。隋朝在短短時間內實現戶口的倍增,並不是人口繁衍的結果,而是朝廷嚴厲稅收政策的產物,戶口倍增就意味著稅收成倍成倍地增加。為了增稅,隋朝還實行小戶制,要求子女成年後成婚分家,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戶稅。但是,子女都分家,父母就難以老有所依,這同傳統的道德相悖。唐太宗曾經讓臣下清點隋朝留下的倉庫,經過隋末唐初的動亂與戰爭,竟然庫存量還能夠讓唐朝使用五六十年。換句話說,隋朝38年徵收的賦稅,夠得上全國使用將近百年,稅率之高,令人咋舌。國家興建的大型工程,是善是惡,不僅要看是否有利於國家,還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夠承擔,超過這個限度,與民爭利,則雖善猶惡。唐太宗君臣總結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,指出:「凡理國者,務積於人,不在盈其倉庫。古人云:『百姓不足,君孰與足。』但使倉庫可備凶年,此外何煩儲蓄!後嗣若賢,自能保其天下;如其不肖,多積倉庫,徒益其奢侈,危亡之本也。」何其深刻!

  有鑒於此,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,登基時戶數僅剩400萬戶左右。按照一戶五口的最低標準換算,損失人口近3000萬。唐太宗難道不知道隋末數年動亂不可能傷亡百姓過半?如果像隋文帝那樣把官吏派到鄉村挨戶搜查,不就都找出來了嗎。可是,唐太宗沒有這麼做,他認了這筆糊塗賬,真是「難得糊塗」。而且,他還從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,規定父母在,子女分家要處罰。這更是不利於稅收的增加。說白了,唐太宗是在放水養魚。什麼「以德治國」、「藏富於民」,國家是要讓利的,這不是喊出來的,而是真金白銀做出來的。

  如果項羽懂得「仁信」怎會滅亡?

  國家大幅度讓稅,除了與民休息,還有別的目的嗎?有,那就是通過富民以求建立誠信社會。古人早就說過「倉廩實而知禮節,衣食足而知榮辱」,國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禮知恥的文明社會,並不鼓勵自私自利的物慾橫流。

  誠信是國家之本,民無信不立,國家更是如此。誠信的建立必須由國家來帶頭,來規範。國家失信於民,法律不公正,再好的百姓都會被改造成為刁民。孟子說過「君之視臣如手足,則臣視君如腹心;君之視臣如土芥,則臣視君如寇仇」。善待部屬,善待百姓是建立誠信關係的途徑。

  大家知道,唐太宗一大長處是善於和人相處,得人之盛,很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。然而,問題也就來了。太宗愛才,其部屬有不少是從敵對陣營投誠而來的,難免泥沙俱下,魚龍混雜。因此,有人向太宗建議要把官吏隊伍中的異己分子清除出去。這回唐太宗犯難了,誰是異己分子呢?來人馬上獻策,讓唐太宗組織一批人偽裝成謀反的、貪污的,分別同大臣們接觸,引誘他們上鉤,這就可以將他們的真實面目揭露出來。來人說得口沫四濺,唐太宗臉色卻越繃越緊,最後斷然拒絕道:我不能這麼做!這麼做固然可以暴露異己分子,但同時也讓我失信於天下,將來大家都懷疑我搞陰謀手段,上下相疑,再沒有人肯講真話,國家如何達到大治。君主行詐,卻要部下正直,豈不是源濁而望水清嗎?因此,唐太宗鄭重宣言:「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,不欲以詐道訓俗。」

  統治者無信,往往是因為大權在握,以為自己怎麼做,下面都無可奈何,失信的根源在於權力的傲慢。唐太宗讀了項羽的事跡後,感歎道:如果項羽進入秦都咸陽,控制天下之後,懂得實行仁信,誰能夠從他手裡奪取政權呢?所以,他的滅亡是咎由自取。

  國家的權威不是靠高壓和威嚇手段來樹立,而是靠法律與制度的公正和嚴明來保障的。統治者遇到社會問題乃至危機,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懾,以圖立竿見影。中國有個壞傳統,就是所謂的「治亂世用重典」。所謂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規定加重刑罰,甚至屈打成招,形成急風暴雨的態勢,轟轟烈烈,可風雨過後,卻是故態復萌,既失法律的信譽,又讓萬民看出執政者的無能。唐朝提出「法貴簡而能禁,罰貴輕而必行」的原則,刑罰的目的不在於處罰人,而在於禁止邪惡和觸犯法律,所以刑不必重,卻要做到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,大罪不漏則止奸慝,使簡而難犯,寬而能制」。樹立國家威信,不靠重刑苛法,而要在平時常抓不懈,依法辦事,有法必依,這就是國家最基本的誠信。

  海納百川奠基了文化繁榮

  國家要想促進社會繁榮,不是工商官辦,而是要大力弘揚文化教育,提倡道德文明,創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社會文化、制度與法律環境,尤其在文化建設方面,這不是任何個人或者團體能夠承擔起來的工作,必須由國家從全局的高度推進。實際上,衡量一個社會的發達程度,不是看經濟指標,而是看文化繁榮與否。

  在文化建設方面,唐太宗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。

  五胡十六國以來,胡樂大量傳入中原,各種外來樂器、曲子、舞蹈風靡於世,極大地衝擊了儒家把音樂政治化的理論束縛,出現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。到隋朝統一中國之後,朝廷開始要重新制定音律,也就是新的音樂規範,這就引起了一場大爭論。從當時的情況而言,吸收外來音樂的精華,例如音階的確定、轉調的採用等等,乃大勢所趨。但是,堅持儒家傳統的音樂政治化理論的人提出,五聲音階的宮商角徵羽,分別代表君臣百姓各個階層,在音樂表現上,黃鐘調專屬於君,如果樂曲中途轉調,豈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顛倒、國家失序嗎?因此,他們堅決主張回歸到漢代以前的傳統上去,把魏晉以來音樂藝術的進步統統視為淫邪,予以禁斷。爭論的雙方各引經典,相持不下。當時最高統治者隋文帝出來裁決,他在文化上是一個頑固的君主至上論者,所以毫不猶豫地支持舊儒之說,實行文化專制政策。

  然而,隋朝很快滅亡了,唐太宗時期,制定音樂標準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,爭論依舊,就看唐太宗如何決斷了。

  最終,唐太宗堅決抵制了將音樂政治化的說法,魏晉以來的音樂進步得到了肯定,藝術得到了解放,這才有了唐朝盛大樂舞的恢宏場面,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確立了兼收並蓄、海納百川的文化政策,世界上的各種藝術、宗教、思想、學術都登上唐朝這個大舞台,與中國文化相融合,開創了中國古代最為開放、最有氣勢的文化繁榮盛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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