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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所周知的貞觀之治有自吹自擂之嫌

2017年12月25日 唐朝歷史 暫無評論 閱讀 4 次

  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這麼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:「至四年(即貞觀四年),米斗四五錢,外戶不閉者數月,馬牛被野,人行數千里不繼糧。」就是說,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,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,商業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。

  其實,用「米斗四五錢」來強調政績顯然缺乏說服力。《漢書·食貨志上》就說:「糴甚貴,傷民;甚賤,傷農。民傷則離散,農傷則國貧。」意思是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,糧價過高又會危及國家的經濟命脈,所以說糧價過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,反倒可能釀成普遍性的社會危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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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說,唐代京畿地區根本不可能會有「米斗四五錢」的咄咄怪事。同樣是《新唐書·食貨志三》,開篇就說唐都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,雖稱沃野,然幅員有限,所出並不足供京師消耗,所以常要靠東南漕米的接濟。而漕米須經水、陸轉運,水路自江淮至東都洛陽「率一斛得八斗」,也就是說漕米自出產地至東都洛陽,運價便要佔去貨物本身價值的二成。再以車或馱轉運至陝,僅三百里地,「率兩斛計佣錢千」,算下來每斗又需費去運價五十錢。如此一路折騰,縱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來的,不要一文錢,「米斗四五錢」,也僅及洛陽至長安那段旱路運費的十分之一呢!

  長安米貴,本是不爭的事實。大詩人白居易當年遊學公卿,便有當路權臣以「長安米貴,居大不易」嘲諷他。貞元年間,關中和三輔地區的米價更有「斗千錢」的高紀錄,而當時的國家儲備糧庫——太倉的儲米,也僅能維持「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」。所以,單高宗一朝,政府班子就曾有數次就食東都洛陽的經歷。

  貞元初年,當時的關中地區,還真有過一次谷賤的特例,宰相陸贄便建議政府趁機以平價向民間購買,計在途所費,到太倉後每斗谷子也得費「錢四十有餘」,每斗米則要費「錢七十」。元和十五年(820年),李翱在《疏改稅法》一文中介紹說,建中元年(780年),「米一斗為錢二百」,經過政府的平抑,到元和十五年,「米一斗為錢五十」。(事見《李文公集》卷九。)

  貞觀時的米價,僅為谷賤時米斗「錢七十」的十四分之一,是經過政府平抑之後「米一斗為錢五十」的十分之一,這可信嗎?這樣的數字只能是史官的偽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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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那麼出現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,就很值得懷疑了。

  一個國家的國力如何,還要看局外人的評價,當時的國際友人、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,便一直認為初唐時的國力,根本比不上前朝,他曾對自己的國民公開說過這樣的話:「往吾入朝,見秦、隴之北,城邑蕭條,非復有隋之比也。」(語見《資治通鑒》第一百九十五卷。)麴文泰在貞觀四年(630年)十二月入朝,這正是史臣最為稱讚的一年,麴文泰沿路所見,卻是「城邑蕭條」,完全不同於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的說法。

  其實,終李世民一生,大唐帝國不僅在經濟上無法與前朝比匹,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遠。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後,有一次,他兒子高宗皇帝李治問戶部尚書高履行道:「去年戶口增加了多少?」高履行答道:「去年共增加十五萬戶。」李治順便又問起隋代及現在的人戶情況,高履行答道:「隋代開皇年間全國有八百七十萬戶,現在全國有三百八十萬戶。」(事見《資治通鑒》卷第一百九十九。)說明經過唐代立國之後近四十年間的休養生息,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時的一半。

  從兩代經濟與人口情況的對比,貞觀時的國力可見一斑。

  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所謂「人行數千里不繼糧」,也就是說行旅於途有得到食物補給的足夠保障,無需自備乾糧,這僅能說明商業的初步恢復。至於所謂的「外戶不閉者數月」,只要參照麴文泰的「非復有隋之比也」的感慨,便不難明白。

  其實,貞觀之治的由來,是有其現成的摹本的,也就是說,「盛世」造假,早有人為之。所謂的貞觀之治,不過是一幫御用史家依樣畫的葫蘆罷了。晉人干寶在《晉紀總論》中提到太康時的社會現狀時,就有這樣的溢美之詞:「牛馬被野,餘糧棲畝,行旅草舍,外閭不閉,民相遇者如親,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。」其口吻與貞觀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。如此的太平盛世,卻是不三代而亡,這牛皮未免吹大了,難怪後來房玄齡在主修《晉書》時,要棄干寶的《晉紀》如敝屣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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